景军、何明 | 人类学的传染病研究：情境与策略

景军（1957- ，左图），现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历史记忆、水库移民、生态抗争运动、自杀行为及艾滋病问题等。[图源：sohu.com]（相关阅读链接：景军 | 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景军 |国家同志：媒体、移民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景军 薛伟玲 | 医学与四种社会理论之互动；景军 | 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景军 | 仪式语言的记忆）

何明（1959- ，右图），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族群关系、艺术人类学。[图源：zhihuishu.com]

专题导言
人类学对于健康与疾病的关注，始于西方人类学家对部落社会的疾病认知、医疗体系与巫术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基础医疗（primary health care）的强调与国际援助的制度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到国际卫生领域。
流行病（epidemic disease）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众多人口所患的疾病。一般的流行病多为传染病，但也可以是非传染病。流行病可以是限于部分地区的小规模爆发，成为地方性流行病；亦可以在多个大陆甚至全球爆发，从而导致大流行。当今合作抗疫，不仅仅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合力，也是不同学科知识的合作。聚焦人类学对流行病的相关研究，本专题从学科合作的概述出发，一、二篇主要梳理人类学与公共卫生，尤其是流行病学的研究理论交叉；第三篇主要是人类学研究流行病的方法；四到六篇主要涉及人类学的流行病研究中两种稍有不同的方向：考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流行病，和以流行病为背景考察社会变迁。

有关传染病的人类学研究不但需要生物文化视角和生物社会视角的并重，而且需要顾及情境和策略。尤其是面临急性传染病暴发时，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遭遇疾病的契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许烺光在云南喜洲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后撰写出驰名国内外人类学界的《祖荫下》。他的另外一个成果是鲜为人知的《滇西魔法与科学》。形成该书的背景是许先生1942年在喜洲西镇做田野调查时遭遇的一次霍乱大流行。该年，西镇人口共八千人，死于霍乱的百姓达两百多人。根据对当地居民对联合并用现代药品与传统疗法的行为以及对祈福、咒符、打醮仪式的观察记录，许烺光以犀利的笔触对马林诺斯基将人类思维模式分为理性与迷信之对立以及宗教与科学之对立的人类学经典理论予以了反思和批判，而且以丰富的田野资料和锐利的分析在人类学界奠定了医学多元主义学说的发展基础。

2003年，人类学研究者胡宗泽正好在田野点遭遇SARS。他根据自己针对河北省十里店村庙祭拜者的观察和访谈指出，相当一部分农民是以天灾必定来自人祸的文化逻辑看待非典的，通过神道设教和民间谚语，将一个新型传染病转化成为可以从多方面认识的一场传统瘟疫，在行为方面的规律是先求神、再求医，将国家与民间联合抗击疫情行动作为后续，因而政府提出的科学防疫思想和措施与民间禁忌、人情世故、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道德判断，形成一个时而矛盾摩擦且又出于自愿行为与行政命令相互融合的动态关系。

2008年，伯克利大学人类学研究者布列科斯（Charles Briggs）先生在重访委内瑞拉一个雨林印第安人部落时遇到一次狂犬病暴发，开始病因并不清楚。狂犬病多因犬、狼、猫等肉食动物咬伤感染，杀死病兽就可以阻断传染源，但是这场导致三十八名青少年死亡的狂犬病暴发，其传播媒介却是忽隐忽现的吸血蝙蝠。在患者家属、传统医师、当地护士协助下，布列科斯与身为流行病学专家的布列科斯夫人迅速收集整理了六十个多个小时的访谈资料，依据当事人的经历和经验，判断出病源之所在，因而证明了尊重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

布列科斯（Charles Briggs, 1953-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著有Stori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Racial Profiling during a Medical Nightmare, Making Health Public: How News Coverage Is Remaking Media,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Life等。[图源：sarweb.org]

与遭遇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常规式研究，即通过一系列计划安排，在田野现场探索传染病与社会文化正在发生的关系。以血吸虫为例，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迈德逊（Lenore Manderson）在埃及应用性别理论展开研究，发现阴部血吸虫病在当地妇女中流行甚广，却长期被忽视，防治部门不断鼓励女性患者报告血尿情况的措施收效甚微，原因是伊斯兰教妇女擦澡或小便时总是被长袍笼罩，难以注意到阴部血吸虫病引起的尿血，如果她们在贞洁观的压力之下实施过阴唇环割术，即便发现尿血，也仍然难以确定原因。迈德逊还曾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血吸虫问题，记录了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村家庭接触疫水的频率和途径，从社会分层视角阐述血吸虫传播的社会情境和作用。另以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为例，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团队通过多方协调获得了云南省玉溪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数据并深入现场了解患者接受治疗的依从性，通过三个患者对照组研究发现，相比暗娼组和吸毒组，男男同性恋组接受治疗的临床效果最佳，究其成因是因为民间组织建立的同伴教育网络在玉溪市城区和周边农村地区颇有成效地推动了男男同性恋接受艾滋病检测的及时性和感染者接受抗病毒临床治疗的及时性。

考古学也是探索人类与疾病关系的一条路径，尤其是利用来之不易的遗址发现对历史上发生过重大疫情的地区开展生物考古学。将鼠疫逝者安葬地和村落遗址的发现与文献合并为一体的研究证明，欧洲中世纪鼠疫的流行伴随着对犹太人驱逐。通过文献记录、体质人类学测量、陪葬物的综合分析，有关中世纪鼠疫流行的死亡率还增加了更为准确的年龄分组、信仰类型、社会阶层等方面的依据。在中国，有关丝绸之路作为一条东西文化交流桥梁的研究，由于一项疾病研究得以进一步丰富。该研究收集了丝绸之路沿途的木乃伊、古代厕所土壤以及墓葬保留的盆腔土壤，鉴定出七种肠道寄生虫，包括华支睾吸虫，即中国型肝吸虫。在湖北省西汉和战国古尸中发现肝吸虫的虫卵证明，这种人畜共患传染病在中国至少已有2300年以上历史。在中国西北两千年前修建的驿站厕所土壤中发现的肝吸虫虫卵继而证明，肝吸虫当年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超出流行区域一千五百公里。换言之，古代丝绸之路在连接亚欧商业贸易，促成民族迁徙、文化互通之同时，也为传染病传播创造了机会。

再有就是介入式研究，即把田野调查加入到当地人民防控传染病的实践之中。以艾滋病为例，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研究者法默通过组建“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专家网络，在海地开设了一家教学医院，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药品服务于穷人，在医疗实践过程中收集艾滋病感染者苦难经历口述资料，撰写出一系列震撼学界的论文和著作。在我国滇川大小凉山，海洛因一度泛滥，部分彝族群众因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政府推动的艾滋病预防教育带有恐吓色彩，将艾滋病的病理严重性推到极致。知晓艾滋病危害反而导致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严重歧视，同时未能起到震撼吸毒者下决心戒毒的效果。十多年前，庄孔韶在彝族学者帮助下前往凉山地区访谈了部分有远见卓识的彝族家族头人，为毒品泛滥痛心疾首者认为恐吓和唯科学主义宣传几乎无用，希望用古老的习惯法力量，调动和激活凉山彝人来自家族组织、信仰仪式、伦理道德、民俗教育等层面的文化资本，一方面用于戒毒工作，一方面鼓励围剿贩毒分子。庄孔韶随后展开的研究应该说是一次介入式研究的成功尝试，原因在于他和他的助手们与彝族家族头人商讨组织了一连串戒毒仪式，还将一次隆重的歃血盟约仪式拍摄成纪录片。经过不断努力，这部纪录片在凉山地区电视台先后播放七次，彝族家族头人为此奔走相告，认为影片反映了他们希望家族成员远离毒品的强烈愿望和草根社区戒毒的文化合理性。

直到新冠肺炎暴发之后，有关新型传染病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一直较少。针对2003年SARS疫情的中国人类学论文也仅有几篇而已，其中包括徐杰舜对卫生陋习的论述、杜靖对农民祭天放炮送瘟神的记录，以及本文前面提到的胡宗泽在河北遭遇SARS的现场研究。新冠肺炎暴发后，中国人类学的反应大不一样，一批研究者立即行动起来。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云南大学支持下启动的二十九项调查研究课题。其中的一部分调查者借用日常生活之便探究身边发生的防疫问题，另一部分调查者利用问卷启动健康“知信行”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利用各种关系展开了边疆口岸防疫研究。在这批研究中，试图解析基层社区防疫机制的研究为多数。细而分之，这些研究的侧重点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根据的判断是病毒的传播规律是带病毒的野生物种进入菜市场，病毒在菜市场从动物宿主跨界到人类宿主，患者在医院就医时将医务人员和其他人感染，大型集会或社区会餐等社交活动起到扩散病毒的作用，春节前夕大批流动人口将病毒从湖北地区带到各地，在各地又因保持社会距离的规范未能执行，或医务防范的松懈，病毒在局部社区传播，甚至在医院传播。在这几个连锁环节中，带病毒的物种跨界属于第一波病毒传播问题。在云南大学课题经费支持下，浙江大学徐俊芳从一部分中国人的“饕餮”饮食行为偏好入手，利用地理空间信息寻找包括野味在内的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食品安全的信息。

第二类研究根据的判断是疫情严重冲击社会生活，其影响形式包括“封城”、隔离、正常工作方式停滞，经济萧条，患有其他疾病的人们难以看病，学生不能上学，蜗居生活，家庭矛盾，心理危机，以及新冠肺炎逝者的丧葬问题。在上述问题中，新冠肺炎逝者的丧葬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冷门”类别。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郭跃山在云南大学课题经费支持下，开始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和1910年东北大鼠疫期间病患死亡者尸体处理以及丧葬形式。

1910年东北鼠疫是发生在1910年10月末至1911年4月中旬的清朝的一场鼠疫，属于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重大疫情，这次鼠疫波及69个县，共死亡6万余人。[图源：thepaper.cn]

第三类研究根据的判断是应急行为首先发生在医务人员之中，之后发生的社区隔离、宣传动员、建立亲朋微信、捐赠救援等行为，均属于正能量范畴。而暴露隐私，排斥甚至咒骂感染者的行为则是负能量问题。在针对这几个问题的研究中，中山大学余成普入住广东援鄂医疗队回归家乡的隔离酒店，收集了一批有关医生护士在第一线抗击疫情的口述资料。

除了尚在进行之中的研究项目，中国人类学界已经及时发表了一批论文。其中，何明以生活方式和人际网络为切入点分析了新冠疫情防控的社会逻辑，景军和高良敏讨论了新型传染病预警机制的社会条件，项飚和彭兆荣分别分析了聚集性人口流动对新冠疫情防控的挑战，彭兆荣从食品的“家野之分”讨论了人畜共患疾病的威胁，潘天舒在研究过禽流感的基础上对民众调适性智慧与新冠疫情的关系予以了破题式阐述，秦红增以合作人类学概念列举了大疫人类学研究需要的多学科和多部门合作。比较而言，中国人类学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呈现出一种及时主动的多视角取向。

 *本文节选自《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人类学视野下的传染病研究”中第三小节“情境与策略”，标题为编者自拟。

**封面图为新中国《送瘟神》宣传画。[图源：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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